媒体对暴力犯罪事件的过度报道,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在面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敏感的恶性公共安全事件,传统媒体也越来越开始博眼球.这些事件经过多轮发酵和有意放大,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恐慌心理及犯罪分子的效仿.在业界,对于媒体如何正确行使监督权,有非常充分的讨论和研究,但是对于媒体过度报道如何监管,探讨较少.本文拟结合“杭州7·5公交车纵火事件”,思考突发事件中媒体传播的专业责任与身份界限的多维制衡.

一、几起“公交纵火案”的相通之处

(1)从时间上来看,非常接近.

2014年7月5日,杭州发生7路公交车纵火案,造成30多人受伤,其中15人重伤;7月11日在长沙,同样也是一辆7路公交车被人纵火,因处理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7月15日,广州再次发生类似的案件,造成2人当场死亡、32人受伤.

(2)从手法上来看,非常相似.

几起纵火案,犯罪嫌疑人都在密闭运行的公交车上倾倒可燃液体;嫌疑人虽然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但都处于社会底层,因生活、工作不顺,或身患疾病,而迁怒他人,报复社会.

(3)从报道角度和舆论影响来看,非常类同.

细节、追踪、故事、煽情,并不断追寻新的刺激点,由此进入“博眼球”的怪圈和导向偏差的恶性循环.

二、“杭州7·5公交车纵火事件”相关报道的分析与思考

2014年7日5日下午5时,杭州一辆7路公交车途经东坡路与庆春路交叉口时,被人为纵火,造成30多人受伤,其中15人重伤.犯罪嫌疑人就是事故中烧伤最严重的包来旭.

1.猎奇追踪

任何一起公共环境下有意制造的暴力犯罪,犯罪主体的身份和动机,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为了凸显自身的迅速反应,得到所谓的一手资源,纵火事件发生后,各家媒体展开了一场新闻角逐.

在得知嫌犯线索之后,浙江、甘肃等全国多家媒体蜂拥冲到其老家和曾经打工的地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试图还原一个极恶之人的原貌,剖析深层次的社会根源.行动之迅速与掌握情况之详尽,甚过警方.如果不是当天论文范文下达口径,紧急刹车,这场愈演愈烈的角逐恐怕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媒体的各种起底、追踪、线索、揭秘,有细节、有冲突,有戏剧性,让受众仿佛看小说听故事一般,更多满足人们猎奇的心理,却削弱了对事件本身的正面态度和引导责任.部分媒体甚至行使论文范文机关的职责,擅自调查了解,而这种调查往往具有片面性,会产生舆论误导,给警方破案造成不必要的困扰甚至阻碍.

2.博取同情

挖掘新闻人物的家庭背景乃至童年经历,为其日后的行为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路径,这是新闻报道的惯常做法.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弗洛伊德认为,童年经历在人们的人格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不少媒体在追踪报道“杭州7·5公交车纵火案”嫌犯时,似乎在极力寻找“可恨之人”的“可怜之处”.中国江苏网、甘肃网等多家网站报道转载称:“包来旭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令人痛恨也让人怜悯.他因为家庭困难五年级就辍学,从十几岁开始就外出打工,一直是个乖孩子.他曾多次到杭州看肺结核,因为不想传染给大家而辞职.老板和工友对他的印象是:性格内向干活卖力.”而他的母亲“几乎每天都要站在村口盼等儿子回来,没想到盼了6年,盼来的却是一个‘害人’的坏消息.”

所有这些煽情式的报道,把受众的关注点从谴责痛恨转移到了同情怜悯,试图唤起人们对底层弱势群体的恻隐之心,似乎暗含一个逻辑,作恶者本性并不坏,是贫穷扭曲了人性,迫使他走上一条不归路.更有甚者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社会的贫富差距和制度的不合理.①

这种导向上的偏差和扭曲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给犯罪分子一种错误的暗示——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反而能博取大家的同情,因为舆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找好了温情与人性的理由;另一方面,转嫁社会矛盾,混淆视听,漠视公众生命安全,给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可恨的不是罪犯,而是制度.

警方在通报中称,包来旭曾流露出效仿制造恶性事件扬名的念头.而纵火案发生后的20天不到,杭州又有两名男子先后扬言对公交车纵火而被警方行政拘留,寻求自我解脱的心理认同和暴力效仿的影响立竿见影.

3.频繁关联与过度报道

事件发生后,媒体对论文范文调查消息的及时通报,迅速而有效地压缩了谣言传播空间.而舆论的论文范文也就出现在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身份和公布犯罪细节的之后的7月8日和9日,这两天的微博传播分别高达2769条和2963条.②

然而不少媒体并不满足于警方公布的内容,为了持续跟踪报道,不断寻找亲历者、采访伤者家属,力图展现更多的细节:一位亲历者透露的“嫌犯点火前曾诡异地一笑”,成为各大媒体标题,让人不寒而栗;网络和电视上,事发现场视频监控被反复播放,乘客瞬间被大火吞噬的惨状一次又一次冲击人们敏感又脆弱的神经;几起纵火案的相互关联和频繁提及,以及对市民坐公交的警惕心理的细节描述等,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造成并蔓延了恐慌心理.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一个月之后,杭州一辆公交车因为故障冒烟,车上乘客恐慌逃生,结果导致10多人受伤.不可否认,媒体的种种持续关注和延展性报道,使本该自然回落的事件热度,被不断挑起和延续,继而对大众造成更广泛更敏感的心理暗示和影响.

三、媒体的专业身份

公交车纵火案引发的舆论风向和一连串的效仿事件,让人不禁思考,媒体的专业与界限到底在哪里?

1.什么是媒体的专业

这里有两个概念:媒介专业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媒介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信念,以公众利益为目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区别.而“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职业规范,强调独立性和客观性.

2.媒体专业身份的游离和变异

媒体专业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公众利益为目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媒体却把公众利益等同于公众兴趣.

公众利益体现在对社会大多数人或社会进步的有利有益;而公众兴趣则表现为大多数人对某些现象或事物预知的心理需求.③

在“杭州7·5公交车纵火”案件中,公众兴趣显而易见: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嫌犯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等但报道背后的公众利益却往往是被忽视的:暴力效仿对公共安全的影响;过度报道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慌;归咎体制转嫁社会矛盾的偏差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博眼球并非不好,但是超越专业界限的过度报道,忽视公众的权益,是一种“自杀式”行为.当媒体一味迎合公众兴趣,有意放大新闻价值中的新鲜、刺激、猎奇、媚俗之时,观点异化成审判,监督异化成窥探,社会影响被逐渐抛弃,最终将使媒体失去公信力,失去在市场上的立足之本.

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专业身份的游离和变异被无限扩大,传统媒体将微信公众号作为鲜受约束的小号,将传统媒介上无法展现的大量细节追踪和图片,置于论文范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用博眼球的标题党、甚至踩界的新闻,来赚取点击率.目前,传统媒体的发声仍旧是主流,在移动网络时代,被手机绑架的受众,更容易受这种论文范文微信推送的影响.

四、媒体的专业界限在哪里?

舆论导向有五项基本原则:党性原则;正面引导原则;真实性原则;分流原则;有度原则.把握媒体专业界限的关键是把握度:角度决定议题设置,尺度与节奏决定态度与立场.

美国学者斯蒂芬克在对危机传播的研究中提出了阶段性理论,将危机的发生过程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痊愈期与评估期.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根据每个阶段制定相应的舆论导向对策.④

以公交车纵火案为例,在危机爆发期,媒体应该摒弃对事件的猎奇追踪,准确研判,将重点放在权威透明的信息发布上,遏制谣言蔓延,同时做好配合和诱导,为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在事件的延续期,报道重点应放在正能量的传播上,弘扬突发事件中凡人善举的人性光辉,谴责极端暴力行为,正面引导舆论.要尽可能减少对事发视频的反复播放及伤者家属的频繁回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与恐慌心理的蔓延.而在事件的痊愈期和评估期,要做的是反思和追问,追问的是公共安全的预防机制和保障措施,普及的是突发应急逃生的常识,给公众以警示,而应该疏导的是危机事件造成的社会心理压力.比如央视播出的《杭州公交纵火案还原:乘客缺乏救生知识引关注》,被各大媒体转发,引起社会舆论的反思.

当这个社会出现问题时,媒体除了勇于揭示真相,还应该在警示公众的同时给予希望的光芒.⑤

五、如何把控媒体的专业界限?

媒体的专业主义和权利不能过度延伸和滥用,把控专业界限,要靠媒体的自律和创新,也要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

1、可以参照政府机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建立媒体专业的“界限清单”:明确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极端事件、暴力犯罪事件、自杀事件、涉及学校、医患矛盾等敏感的负面消息,不得过度报道、渲染和过度解读.

2、事件发生后,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要迅速介入,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根据事态和舆情的发展,及时做出反应和调整,尽可能避免不良的舆论影响.

3、需要更强有力的监督管理和法律规范.中国人民大学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期盼已久的“新闻法治化”有望提上日程.而新闻立法除了保障新闻自由、保护公民权利之外,更应该在媒体的专业界限上做出相应规范.此外,媒体内部要建立自查体系,外部要设置投诉反映渠道,业内建立同行评议、同业评价制度进行定期梳理、评点;当然,主流媒体要成为社会实施对新闻业和新闻从业人员监督的阵地.

4、智慧引导.突发事件中,如何迅速反应又避免过度,两者的平衡,考验媒体人的智慧和情怀.首先,要具备人文素养和法治精神,这是媒体人不可或缺的专业能力.人文素养就是要强烈关注人的命运、价值和尊严,要有知廉耻、有敬畏、存悲悯,不能突破应有的良知的底线.法治精神,就是要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坚持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处理好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培养人文素养和法治精神,即是培养媒体人的内心自律.

其次,要创新.创新是媒体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把控专业界限的有效途径.新闻报道在导向、内容、格调、形式等多方面,要避免刻意的类型化、标签化和过分的主观倾向,以公众利益而非个人兴趣,为受众创造新的关注点和兴趣点.

普利策曾说:“新闻事业的最难之处就是既要保持新鲜报道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⑥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要把舆论环境的塑造作为一种责任,把握专业,看清界限,别用病态的心理去影响社会,别让舆论成为暴力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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