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网络舆情监控法案比较

网络舆情监控法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发展规范性法案。即规范互联网的使用和产业发展法案，其目的不是为了监控网络舆情，而是为了建立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边界。但对网络舆情起到规范和约束作用。第二，网络舆情监控性法案。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对特定网络行为和当事人实施追踪，获取其所有相关信息，并要求网络服务商根据相关机构的要求提供这些信息 这类法案以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为诉求，起着直接监控网络舆情的作用。

在中美两国，都制定了发展规范性法案，但都没有制定以网络舆情监控为主要目标的法案，网络舆情监控的法律诉求混杂在其他法案和条例中，作为同家安全法案的一个构成部分。中美网络舆情发展规范性法案和监控性法案如下表所示：

美网络舆情发展规范性法案和监控性法案

从中美比较的视角来看，无论是网络发展规范性法案，还是网络舆情监控性法案，中国以部门条例、管理规定和办法为主，正式的法律比较少，以网络、电信为目标的法案几乎没有，而只有以恐怖主义为目标的法案中略涉及网络问题。2017年6月1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强调网络自身的安全，多于以网络为平台监控网络舆情的诉求。

与中国相似的是，美国也没有制定以网络舆情监控为主要目标的法案，而是将网络舆情信息的获取整合进其他安全法律中。从网络舆情相关法律制度来看，美国国会制定法律的能力更强。

中国的行政部门制定条例和办法的动力更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中较短的会期，使法律的制定和正式通过期限较长，这样就使部门条例和规章成为法案的替代品。美国国会制定法律也被认为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巨大的安全威胁面前，国会参众两院、共和与民主两党常常能够摒弃成见，为法案的通过一路“开绿灯”，而美国国会在一年中的超长会期为这些法案的通过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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