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各种社交媒体应用的兴起，舆情成为一个热词。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舆情。 1 说起舆情，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所关注的舆情，实际上并不是社情民意本身，而是社情民意的传播情况。客观存在的社情民意，如果没有被表达，没有被传播，就不会形成舆情，而不同的社情民意，在社会的传播系统中，有的会被放大，有的会被压低，有的甚至会被抹杀。如果简单地将舆情与社情民意划等号，这是不全面、不准确、不科学的。 舆情既然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所体现的就是传播的规律。比如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都试图对此作出解释，不管把它归结为“人性的好奇心、人性的不完美、媒体对此的迎合”，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所致，事实就是负面的信息更容易被传播、放大而形成更大规模的舆情。 再比如说“沉默的螺旋”。传播学者的研究发现，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会越发地传播扩散，代表这类民意的舆情就会被放大；若果自己的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解，表达出来甚至可能会被群起而攻之，那么人们往往选择保持沉默，这类的民意就无法通过舆情来呈现，会被舆情淹没。 还有，舆情借助于媒体的新闻产品传播，而新闻产品是不折不扣的快速消费品。不管上一波舆情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当新的热点事件发生，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就会迅速的转移，形成下一波舆情。“舆情后浪推前浪，前浪很快被遗忘”，针对这种现象，有人曾经这样调侃2011年的舆情——“因为达芬奇，郭美美只火了两个星期；因为赖昌星，达芬奇只火了一个星期；因为动车，赖昌星只火了半天”。 2 进行舆情监测，我们不能监测什么？ 接下来探讨一个技术问题，就是眼下流行的舆情监测。 因为要借助于网络搜索技术，所有舆情监测的范围都在线上，而且都是开放的公共媒体，比如门户网站、论坛贴吧、微博账号、微信公号、移动客户端APP等等。舆情监测无法覆盖线下，也就人们面对面的传播，也无法覆盖线上的群、组、圈，因为这会侵犯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曾经有一位大家熟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朋友聚会的酒桌上发表了不当言论，如果传播范围仅限于此是不会出现舆情的。但是这段视频被上传到互联网公共空间，于是就发展成了舆情。 了解民意的科学方法是民意调查，但是很明显，舆情监测不是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要有符合统计规律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而舆情监测做不到。 当前，各类商业性的舆情监测机构多如牛毛，良莠不齐，我想无非是两大原因，一是社会需求大，二是进入门槛低。舆情监测已经形成一个行业，但是目前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是缺失的。对于基本概念、手段方式、指标内涵、评价体系等等技术细节，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整体上看，舆情行业呈现出主观性、随意性强，科学性、规范性弱的通病。说这话会得罪不少舆情公司的朋友，我想说既然舆情监测服务是市场需要的，那么标准和规范应该尽快建立起来，这对客户、对行业都是好事。 3 制定公共政策，我们根据什么？ 制定公共政策和决策，毫无疑问要以全面、真实的民意为基础。“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不管有没有舆情，不管你听没听见，民意就如同仓央嘉措那脍炙人口的诗句，你见或者不见、念或者不念、爱或者不爱、跟或者不跟，它就在那里。 习大大2016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说，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最重要的工作方法，但是“网上群众路线”的涵义不是对舆情信息不加甄别的照单全收，而是要善于从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鉴别判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舆情只是决策者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舆情监测不能替代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面对越来越复杂和多元的社会问题、矛盾冲突，只有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社情民意，做出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
